两次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匈牙利，为何没有坚定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相信......终有一日历史将还我以公正。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严重的、法庭错误的牺牲品，我不请求赦免。”
这是1958年被以“叛国罪”处决的前匈牙利总理纳吉在法庭上的最后一番慷慨陈词，他沉冤昭雪的愿望在31年之后被实现，而这个时候匈牙利也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尽头。
这不是这个国家第一次终结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匈牙利曾在1919年也短暂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两次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匈牙利为什么没有坚定社会主义的道路呢？
第一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战以后，匈牙利才建立起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同时，随十月革命而来的社会主义东风也在匈牙利引起了波澜。
然而由于缺乏运动纲领，工人、农民、士兵组织起来的这支力量不知道怎么去发挥作用，革命果实被资产阶级贵族卡罗利伯爵轻而易举地窃取了。
为了应对卡罗利的倒行逆施，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了，并开始了积极联络失业工人与无地农民，积蓄力量发动新的起义。
1919年3月，由无产阶级主导的武装起义占领了布达佩斯，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这是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是匈牙利第一次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但是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存在着隐患，列宁就曾给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库恩·贝拉写信指出，要谨防社会民主党的诡计。
原来，在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隐藏着一只“特洛伊木马”。在国内革命风暴即将席卷一切的时候，协约国曾经向卡罗利政府施压，要求其将国土的三分之二割让给罗马尼亚，否则就占领匈牙利全境。
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卡罗利政府不敢答应，于是选择拉拢工人阶层内部的右派保守势力——社会民主党，将权力移交给社会民主党以企图平息事端。
但是当时社会民主党的软弱主张及其首领已经无法得到群众的信任，眼看着无产阶级革命即将胜利，社会民主党摇身一变，改头换面开始为无产阶级事业摇旗呐喊。
他们假惺惺地和共产党签订了一份合约，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成为社会党，表示自己承认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同时释放了受迫害的左派领导人库恩·贝拉，答应同其共同组织政府。
库恩·贝拉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因此不顾一切阻力开启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极大地触犯了右派的既得利益，这使得库恩·贝拉焦虑不已。
外部环境同样不容乐观，之前失败的资产阶级贵族勾结协约国从四面八方进攻匈牙利。红军经过英勇作战，在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之下，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甚至深入斯洛伐克境内帮助斯洛伐克建立起人民苏维埃政权。
这时，协约国通过巴黎和会主席向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发布最后通牒，要求红军从斯洛伐克境内撤军，并保证在其撤军后会命令罗马尼亚也同时从匈牙利东部撤军。
毛主席曾说过“打得一拳开，不怕百拳来”。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种情况继续抗争下去可能还会有活路，如果妥协，则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然而在党内右派的极力劝说下，库恩·贝拉竟然幻想以此让步换取一口喘息的机会，以加强对红军的改组，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和自身的控制能力。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党内不算少数，除了之前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之外，许多左派也对此表示同意，只有寥寥几位共产党代表指出这是帝国主义扼杀苏维埃政权的诡计。
因此，在7月份，匈牙利按照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完成了撤军。然而这个时候协约国的真面目才显露出来，罗马尼亚的军队不仅没有撤兵，反而在七月下旬发动了进攻。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分子再次倒戈，选择背刺共产党，这样，轰轰烈烈的苏维埃政权仅仅存在了133天便被推翻。在混乱的争斗过后，匈牙利在法西斯分子霍尔蒂的操控下恢复了帝制，最终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从匈牙利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匈牙利苏维埃领导人与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幼稚病”，他们并没有彻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
因此，就匈牙利自身来说，对于社会主义理解的歪曲，对无产阶级专政认知的缺乏，是匈牙利除了不适合本国国情的、僵化的苏联模式之外，对社会主义探索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拉科西与纳吉的政治博弈
1945年4月，苏联红军解放了在前一年中被纳粹德国占领了全境的匈牙利，匈牙利共产党临时委员会随着流亡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回国而被组建起来，同时组建起临时政府。
1946年，匈牙利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了匈牙利共和国，从苏联回来的拉科西实际上成为了匈牙利的最高领导人。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整顿之后，匈牙利开始了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
1947-1949这三年，匈牙利进行了行之有效的经济恢复，农业水平恢复到战前水平，工业水平比战前增加了20％，同时制定了宪法，改国名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稳固了社会主义。
1948年，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为劳动人民党，这熟悉的操作和三十年前第一次苏维埃夺取政权时如出一辙，党的力量大增，成为匈牙利国内第一大党。
而拉科西在主导了这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的整顿，并取得喜人的效果后，开始逐渐膨胀起来。要知道他的政治偶像可是斯大林，他开始在方方面面学习偶像，最主要就是在党内与国内大搞个人崇拜。
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了肉麻的程度，甚至出现了如“风儿停止了喧哗, 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 劳动人民热爱你”这样的口号。在那个时代, 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
从1949年起，以党的总书记拉科西为首的“莫斯科派”不顾匈牙利的实际情况，坚定地要走苏联道路，制定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五年计划，拉科西甚至喊出了要把铁矿极其贫乏的匈牙利变成“钢铁国家”的口号，极力地配合莫斯科进行冷战。
对于反对他的人，他通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制造冤假错案，将其排除出权力中心，致使政府逐渐沦为党的决议的忠实执行者，但是这些决议在人民内部激起了极大的矛盾。
农民们被迫推行集体化政策，导致积极性大幅度下降，许多土地荒芜，农业停滞不前。农产品产量下降，导致城市食品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不满的情绪在群众中间蔓延。这种情绪也蔓延到党内，一些基层党组织公开指出拉科西已经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1953年斯大林逝世，拉科西无疑失去了最大的依仗，新上任的领导班子都对斯大林都颇有微词，在这种局势之下，拉科西被叫到莫斯科，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苏联方面为了缓和匈牙利内部的矛盾，撤销了总书记的职务，另设立第一书记职务，由拉科西留任，同时拉科西在政府中所兼任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富有改革精神的纳吉接替，并立刻推行“新方针”从而改革经济政策。
纳吉的改革确实卓有成效、渐得民心，但也由此拉开了与拉科西旷日持久的“党争”。由于获得了赫鲁晓夫的支持，拉科西最终在1955年11月将纳吉开除出党，重新掌握了绝对的权力。
但是，在拉科西与纳吉“斗法”的过程中，民间由于政策的来回变化与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对政治局势的探讨也越来越多。
知识分子们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逐渐公开指摘拉科西政府的政策。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传来，拉科西坐立难安，粗暴地下令停止裴多菲俱乐部的一切活动。这使得他彻底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匈牙利局势一触即发。
面对匈牙利的局势，赫鲁晓夫派米高扬带领代表团出访匈牙利，有资料显示，在出访前赫鲁晓夫就有了换领导班子的打算。
7月13日，米高扬到了布达佩斯，指出波兹南事件实际上是来自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的阴谋所造成的结果，为了加强匈牙利党内的团结，当务之急就是换掉拉科西。
对于继承人的抉择则决定了这次全会的失败，本来做出这个决定已经为时过晚，这时将领导人由拉科西换成格罗，而格罗本就是拉科西团队中的二号人物，这样做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人民所期望的纳吉仍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七月全会后匈牙利的政治气氛没有得到任何缓解，苏联对格罗的软弱无能也愈加失望。10月4日，纳吉写信要求党组织恢复党籍。迫于压力，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10月14日恢复了纳吉的党籍。
10月23日大规模的游行爆发了，这次游行一方面是为了声援波兰哥穆尔卡对苏联的拒绝，另一方面则提出了诸如“苏联撤军、纳吉上台、调整匈苏关系”等等口号。
在冲突爆发的当晚，格罗就召开了中央全会，决定任命纳吉为政府总理，这一决定得到了苏联与纳吉两方的认可，但是出于恐惧，格罗做出了邀请苏军进入布达佩斯以维持秩序的决定。正是这一步棋，使得一切都朝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
24日凌晨苏联坦克到达布达佩斯，结果遭遇了匈牙利群众的顽强抵抗，部分倒戈的匈牙利士兵和警察同苏军发生了激战。
这种局势使得莫斯科震惊异常，赫鲁晓夫认为单纯使纳吉上台并不足以控制局面，必须全面地解除格罗等人的职权，支持反对派卡达尔接任第一书记，将实际权力放给纳吉才能够平息民愤。
然而在25号做出这一系列人事变动之后，事情并没有向好的地方发展，因为同波兰难以辨别的情况不同的是，匈牙利暴动背后确实有着西方人的推波助澜。
匈牙利自从第一次建立苏维埃政权失败之后就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在解放后国内仍有着大量的法西斯主义残余，他们在和平时期全都隐匿起来，而在暴动时期纷纷出头作乱。
与此同时，美国在奥匈边境所设置的“自由欧洲”电台，专门开辟了“自由匈牙利之音”，每天用匈牙利语赤裸裸地公开号召采取恐怖行动，进行武装斗争，而这些编辑人员多为法西斯流亡分子。
这些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起初还在革命的口号下隐蔽着，但很快就暴露出了真面目。他们丧心病狂地打开监狱，释放了9000多名刑事犯，而这些刑事犯在出狱之后迅速成为暴动的骨干。
布达佩斯的市委书记被他们生生打死，心脏被挖出来互相传阅。许多年轻的共产党人与士兵被他们砍头、挖心、剥皮、将尸体倒吊在树上，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兽行与血腥恐怖，无处不彰显着：匈牙利确实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暴动初期参与者多是学生与工人，而到了后期，则变成了这些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分子以及由这些反革命分子裹挟的暴民。
武装暴乱得到国际帝国主义集团的公开支持，自由欧洲电台改为昼夜24小时播音，除了继续鼓动恐怖行为之外，还为暴民们直接给予军事行动建议，这一切使得他们所宣扬的人权与自由变得无比虚伪，充满了讽刺意味。
纳吉惨死
10月27日，米高扬协助纳吉与卡达尔组建新的政府。纳吉要求将政府中的一些强硬派清除出去，主要是格罗集团中的赫格居斯等人，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苏联同意了这一要求。
但是当纳吉满怀信心地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时，他发现一切都超出了控制。这份声明实际上已经基本满足了匈牙利事件爆发之时广大学生提出的要求，但此时人们的要求却早已远远超出了纳吉的这份声明。
各地纷纷要求成立多党制政府并立即退出华沙条约，要求苏军撤出整个匈牙利，而不仅仅是纳吉所说的撤出布达佩斯。
匈牙利的许多城市，地方机关和党的机构实际上也已处于瘫痪状态，它们在许多地方被新成立的“革命民族委员会”等组织所取代。
整个匈牙利在反革命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着一场非理性的狂欢，无政府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在这场闹剧中粉墨登场，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纳吉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对于匈牙利撤军的要求，本来赫鲁晓夫是完全不可能答应的，但是恰逢此时英法为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问题与埃及大打出手，赫鲁晓夫认为此时从匈牙利撤军，能给在国际上为自己赢得好的形象。
因此在10月30日苏联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与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中，苏联承诺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之后就全面撤军。
然而仅仅5天之后，11月4日，苏联就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一场代号为“旋风”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纳吉面对着沸腾的局势时，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不能以雷霆手段掌控局势，就只好一味地与反革命分子进行妥协。
11月1日纳吉宣布匈牙利中立，并退出华约组织，要求联合国介入保护。同时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联合执政。
这些完全符合反动势力利益诉求、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举措，使得赫鲁晓夫最终决定另起炉灶，摧毁纳吉政府重新建立一个符合自身需要的政府。
这也同时显示出了，匈牙利的共产党人，从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建立到后来，都对改良道路心存幻想，对暴力手段避而不谈以至于自身在面对暴力时无所适从。
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后不久，纳吉就通过电台公开发表苏联入侵的声明，然后与部分政府成员和妻子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1958年，苏联对其进行了秘密审判，以纳吉上台后积极与国外反动分子、国外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对前来帮助保卫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苏联军队进行百般阻挠”、“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为纳吉定性。
本着认之从宽、抗之从严的原则，凡是承认这些罪行的政府成员都得到了较为宽松的处理，而纳吉则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
他一方面对捏造的罪名进行驳斥，另一方面又坚认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争取匈牙利人民的独立与自由，他在法庭上慷慨激昂，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最终，纳吉被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他做了最后的陈述：“我相信在一个更加平和的气氛下，当人们能够更清醒地看待今天、更深切地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终有一日历史将还我以公正。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严重的、法庭错误的牺牲品，我不请求赦免。”
卡达尔在看望纳吉时，对纳吉表示了惋惜与尊重，他说：“也许你的道路与改革是正确的，只是太早了，最起码早了20年。”
秉承着这种信念，卡达尔在其执政的32年里一直小心翼翼地在维持着国内的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着经济改革，这也使得匈牙利成为东欧剧变前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从这方面来看，卡达尔确实要比纳吉的手段要高明得多。理想不能仅仅以一种同现实割裂的姿态出现，在理想落地的过程中必将经历同现实之间的痛苦妥协，最终理想是否能够扬弃现实、改变现实，既需要对现实情况的充分把握，也需要对理想信念的深刻理解与坚守。
知识分子的“软弱病”
卡达尔在1956年11月3日同纳吉政府决裂，在获得苏联支持之后，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局面，卡达尔宣布既要摆脱拉科西道路的有害政策与方法，又要彻底粉碎反革命集团，因此他先后将拉科西、格罗、纳吉等人开除出党。
待到局面平息之后，卡达尔政府宣布对匈牙利事件的参与者不予追究，同时承诺将提高工人的工资，扩大个体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力挽狂澜，维护了匈牙利的“红色江山”。
随后，卡达尔在不触及苏联底线的基础上，开展了渐进式的相对缓和的社会主义改革。他把所有劳动阶层和阶级都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大家庭中。
同时他采用国有经济与市场结合的方式，刺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这些举措使得社会主义重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感。
卡达尔的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苏联模式”所产生的问题，国家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已经在各方面不同程度地软化了“苏联模式”，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充满了生机。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一位头脑清醒的“掌舵人”，因为这些政策一个不小心就会越过界限，滑入到保守的深渊里去，而这恰恰是从第一次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一直萦绕在匈牙利知识分子中的“软弱病”。
以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家为例，他们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激进民主制，他们认为真正的民主是激进民主，但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没有实现。
激进民主制的实现就应该采取混合经济，也就是私有制同公有制进行混合，政治机构同经济领域进行混合，公共计划同私人市场机制进行混合，同时通过道德规范来中和社会中的矛盾，规范人民的行为，达到消除不平等的部分而保留平等部分的目标。
可以说匈牙利知识分子中的“软弱病”在这里一览无余了，他们根本弄不清楚矛盾的关键在哪里，幻想着依靠抽象的人性来让资本家不剥削工人。
把行政机构同经济领域结合更是无异于在狼的嘴边放上一块肥肉，然而可怕的是，这恰恰成为了匈牙利知识分子甚至是党内新成长起来的领导人的共识。
随着苏联对匈牙利的压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尽管卡达尔维持了匈牙利多年的政通人和局面，但在西方一波又一波和平演变与经济进攻下，卡达尔还是显得左支右绌。
1988年，卡达尔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总理格罗斯·卡罗伊在伦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卡达尔这32年对匈牙利人民做出杰出贡献，但是现在成为了更激进改革的阻碍”，党内“民主激进派”代表人物更是疯狂极力鼓吹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社会主义。
1989年7月6日，卡达尔逝世，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党的新“纲领宣言”出台，宣布匈党要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总统制与多党制。
随后，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了国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取消了原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
1990年3月，匈牙利无产阶级政党在选举中失去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匈牙利国家政权更迭，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纵观匈牙利这两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领导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革命的恐惧与焦虑，以及对于改良道路的幻想与反对派的妥协，始终是政权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也表明对于马克思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如何创建一个政权，又如何守住一个政权，匈牙利的革命者并没有清晰的认知。
但无论如何，在历史的云烟中，这段社会主义的红色往事，都在匈牙利民族追求独立与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